如果有某位作家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那么,其中一定有很多原因。作为受到越南读者喜爱的中国作家,莫言自然也符合这个情况,本文试图对这些原因加以分析。在下文中我们将会发现,越南读者喜爱莫言,有部分原因是和中国读者、海外读者喜爱莫言一样的,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越南读者的特殊性。我们分析莫言为什么在越南会受到欢迎,不仅具有个案价值,而且也会有助于未来对其他作家的分析,也就是说,本文也试图在方法论方面做一些努力创新。

  如果一部作品,而且是外国文学作品,会受到读者的追捧,那么,传媒力量肯定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信息时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传媒的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传媒组织的活动包括了:出版、推介、广告,等等。

  莫言作品被引进越南的时候,恰逢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由于个人、团体的推广活动,莫言作品得以迅速传播。传播,是文学作品广泛流行的首要条件。大众传媒可以制造一种“公众效应”,在广告、传播活动中,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夸张地说,不管是中国还是越南,现在都处于一个“广告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广告的力量。“公众效应”不仅可以刺激受众“追求时尚”的心理,而且,它也对销售商家的心理有所影响。当然,传播活动只是给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之有流行的“机会”。这个平台不能保证文学作品必然受欢迎。因为一部作品要受到读者追捧,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传媒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一部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批评家”的作用。很多人会谈论“文学批评家”扮演的角色。有的人觉得,他们就是发现新作品和新作家。具体到翻译文学,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作用是,把一些陌生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介绍到国内。另外,文学批评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指引读者的关注方向。比如,莫言的《檀香刑》刚一出版,批评家阮克批就对这部作品做出了好评:“中国人民总参政治局的‘一流’作家莫言,仅用两部作品就驰名越南:《丰乳肥臀》(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2001)、《檀香刑》(妇女出版社,2002)。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老牌‘明星’贾平凹、张贤亮、王蒙,还有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1]当时就有人预言,莫言会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阮克长先生是越南作家协会理事,他的著作《人多鬼多之地》曾获越南作家协会奖,他在“中部作家会议”上,谈论了当时越南文学的发展状况,之后他对同事“小声”说:“《檀香刑》是现在最值得阅读的小说。[2]”

  我们也有必要提及诺贝尔奖。其实,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莫言在越南就已经很受欢迎了,得奖之后,自然更受欢迎。虽然,得奖是一个结果,嘉奖本身无法令完成的作品更趋完美。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广告宣传,读者对莫言作品更加喜爱了。

  由此可见,传媒为莫言搭建的平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使越南作者有机会认识莫言。所以,这个因素不容小觑。

  在接受活动中,如果读者喜欢一部作品,包括外国作品,那么深层原因之一是,读者和作品拥有“共同意识”。如果一部作品可以触及到读者深层心理中的“共同意识”,那么作品就有可能获得读者的喜爱。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有几处是作者与读者共有的。而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读者和作者在“集体无意识”之中,找到了契合点。在古代,越南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是由江河平原滋养出的农耕文化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所以,两国人的文化意识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相似的爱好。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两国一直携手而行。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越南读者很容易在莫言作品中找到熟悉的感觉。

  莫言作品中有很多元素触动了越南读者的深层意识:人在历史变迁中所经受的深重苦难,人在残酷环境中表现出的顽强活力,敢爱敢恨、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与母亲形象,人民视野中公正无私的历史审判,奇幻瑰丽的传奇故事,动人心魄的叙事艺术,等等。换言之,虽然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高密乡,但是莫言已经把这个有迹可循的乡村,变成了抽象玄想中的文学王国。那些高密乡中的故事和人物,牵扯出一连串涉及人类整体的问题。莫言作品中,民族性和世界性圆融无碍,这使莫言作品突破了国界,成为受到世界各国读者欢迎的文学。

  越南著名作家武氏好曾说:“我看到,很多越南读者喜欢莫言作品,这意味着,很多人真的在关心社会不公问题。中国和越南的体制类似,所以,以往的那些不公之事、恶劣之举能让中国人痛苦,同样也能让越南人感同身受。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越南读者在阅读时都会产生共鸣。”[3]

  文学批评家范春元追忆起莫言作品刚刚进入越南之时,“虽然在莫言作品之前,在中越两国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也被介绍到越南,比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有一系列所谓‘伤痕文学’的作品。但莫言的作品更受读者关注,并且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读者看到,作家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中国的现实生活、社会现状,这引起了自身的共鸣。为了回应读者,那时河内作家协会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收到了不少报告”[4]。

  对于莫言作品中的人物经历的苦难,越南读者也感同身受。比如:作为母亲的苦难,即生育的艰难、没有男嗣的悲哀。再如:一系列剧烈的历史变故,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市场经济,等等。历史洪流,磅礴奔腾;人生轻渺,如同落叶。越南读者很容易理解《生死疲劳》中西门闹所受的苦难。6个劫数之5个投胎于畜生并受人劫数、驴劫数、牛劫数、狗劫数、猪劫数、猴劫数之痛苦。什么劫数也都重重苦难和悲剧及痛苦。同样,《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农民所受的痛苦,和越南农民所受的痛苦一样。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市场经济的变化,越南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同感并深刻地理解钱丁县官等的知识分子儒士层次在历史变动中的懦夫;同感并深刻地理解《十三步》、《红树林》人在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社会转变中的变坏和虚伪。

  莫言的作品的内涵丰富,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不同的人,不同国家的读者都对它有不同解读方式。越南读者可以从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读莫言的作品。比如,小说中的鲁氏形象,作为一个母亲,受东方西方读者的共识,那是中华民族表征倔强活力和无私高尚苍茫的母亲形象。但从这种共识出发,学者蔡荣认为:从象征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与外来势力的对抗在“妇女身体”上表现出来。“在《丰乳肥臀》中,这个外国的‘他者’,具体化为一个瑞典的传教士”,“在生儿子这个问题上,人们开始质疑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生育力。相对的,传教士轻松取得了双赢。这证明了外国男性‘他者’的优势和中国传统的脆弱无能[5]”。蔡荣先生把“妇女身体”视为祖国和民族的象征,他从这个角度强调,“妇女身体”正是东方、西方的角斗之场。”。这意味着蔡荣虽然也把妇女身体视为祖国、民族的象征,但蔡荣 又偏于那是东方和西方碰撞的地方。“作者在小说中,把‘私生子出生’和‘日军对村民的暴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作者把‘通奸’和‘外国人的攻击’置于同等位置:性侵有象征意义的国民身体,和军事侵略一样,是对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侵犯。 中国女性和自己的同胞,却没有儿子;和西方人,却顺利得到了子嗣”[6]。按照蔡荣先生的分析,日本大夫为双胞胎接生,又给母亲打针止血,这个人物形象也有象征意义。如果说,瑞典传教士帮她有了子嗣,那么,日本大夫则帮她获取了新生。而瑞典传教士和日本大夫都代表着外来势力。这一系列的情节,更加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受辱感、自卑感:自己不能生育子嗣,甚至要把子嗣的生死交在日本军的手里。

  蔡荣先生的分析,给我们一个启发:小说中的情节,一方面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受辱,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华民族的出路。想要发展,必须和其他国家交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自我封闭是没有前途的,开放是唯一的出路。当然,开放与接纳也可能导致很多复杂的问题,金童这个形象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纠结。当然,蔡荣先生的分析无法代表所有海外学者的研究,但它从一个角度体现出,西方学者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倾向,越南学者几乎没有关注过。越南读者同样也会把“母亲”形象理解为中华民族,但他们大都认为,“母亲”是一个高尚的象征,变现了生育之美、顽强活力。在越南读者的眼中,“母亲”也表现出对传统的抗争,她所受的苦难让人同情。如何理解“母亲”这个文学形象?文学批评家范春元的看法,可以作为越南读者观点的代表:“首先,鲁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但是她不愿服从传统的女德、价值观。她的性生活、怀孕、生育等种种行为,都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叛与挑战。在这个暂时成为风俗习惯的方面,鲁氏值得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鲁氏的孩子身份不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正是中国经历时代巨变的时候。外部势力和各种政治力量往来角逐,高密乡和上官家都经历了很多变迁和悲剧。上官家的孩子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甚至有的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半途死去。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理想、政治立场冲突甚至敌对,但母亲鲁氏永远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慰藉。鲁氏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象征着痛苦却又伟大的中国。伟大和痛苦像扶摇吹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使妇女身份鲁氏致死还不安”[7]。越南读者敬佩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一切的母亲,他们因这样的角色而感动,同时感服一位为了孩子能牺牲本身所有的母亲,尤其是对在文革运动中一位母亲为了想有豆子做粥给孩子吃而吞豆子回家就把豆子吐出来的行为感到震撼。越南读者从这个视角看到的莫言,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所以,《丰乳肥臀》在中国饱受争议,但是在越南一经面世就获得满堂喝彩。

  总之,以上所讨论的文化因素,是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但又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因此,它们也容易被越南读者接受。对于这个问题,陈黎花筝学者认为:“莫言和鲁迅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刻画出在历史动荡之中失望迷茫的中国人形象。正是这种尝试,使莫言变得伟大。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中国人,被抛弃被埋没,甚至不如蚊子。蚊子尚且有自己的武器,而那些中国人则是完全被动地在历史大潮中沉默。他们只能忍受,倔强地生活。人们就是因此而喜欢莫言的作品。”[8]

  越南读者喜爱莫言作品,还有一个原因:越南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喜爱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热情,自然地延续到莫言身上。从很早开始,越南读者就熟悉并且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在古代越南,中国文学作品被视为典范和模范的对象。到了20世纪初,越南被法国殖民者统治,中国文化在越南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独尊地位,但是,越南读者仍然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热度从未消减。王红显有一本专著《看中国小说之趣》,讨论了这一现象。固然,莫言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很大影响,但是,他也继承了中国古典叙事的传统。比如,明清小说的叙事形式,尤其是《聊斋》式的玄幻色彩。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叙事方式,对越南读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历史文化的相似有助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那就是小说《檀香刑》。这部小说也受越南读者欢迎。越南也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与小说人物类似的儒生、知识分子、农民起义英雄、刽子手,等等。而且越南历史上也曾有过残酷的刑罚,所以,越南读者很容易接受这部充满民间文化色彩的小说。刘江凯指出,《檀香刑》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次数不多,而且西方读者也不怎么喜欢,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9]

  如前文所述,莫言是行走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受文学研究者的喜爱,而且也能吸引大众读者。越南读者能够接受莫言的另一个原因是,莫言讲述的是曲折的故事,但是,使用的是淳朴的语言,而非形而上的、抽象的话语。

  按照接受心理学的观点,读者不会接受他们完全陌生的东西,能够深深打动读者的文本,一定是触及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莫言的作品很能够唤起越南读者的共情,甚至如陈庭献先生所说,翻译莫言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讲说家庭琐事。莫言作品能得到越南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莫言作品能够引起他们的共情与共鸣。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谈了共同点、相似性、合“口味”。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打算逆转视角,来谈“陌生感”。具体说,我们想讨论一下越南读者的“潜在需求”。也就是说,他们渴求一些阅读文本,可是越南国内的作家暂时无法提供,或者资源稀缺,所以莫言的出现,理所当然地使这些读者获得了满足。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历史、现实的不同看法,也能感受到他另类、独到的艺术笔法,这些也是莫言作品能吸引越南读者的一个原因。

  提及莫言作品对越南读者的“吸引”,我们首先联想起的,就是《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两部作品带给越南读者的“震撼”。在莫言作品进入越南之前,越南读者已经了解了张贤亮、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很多优秀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废都》也曾“震撼”过越南文坛,但是,那种震撼,缘于作品对文革、对经济体制的反思。《丰乳肥臀》则异于是。它引领越南读者的视线,纵贯百年中国,风云变幻,人情冷暖,历史变迁。这种阅读体验,是越南读者从未有过的。

  莫言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和特立独行的写作艺术,给越南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丰乳肥臀》讲述了一位名叫鲁璇儿的中国农村妇女,她和不同的男性,生育了九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她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人生极为痛苦。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莫言使用了一种近乎“残酷”的,极度现实的写作手法。这一写作手法和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深刻地揭露出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给越南的读者、研究者带来了很大震撼。莫言用老百姓的眼光来看历史,表达一种最为公平、无私的观点。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派政治势力往来角逐,但是给老百姓留下的,只有伤痛。莫言对历史的这种“公平无私”,是难得一见的。服从的司马库被描绘为一位英雄;服从的鲁立仁被描绘为一个不择手段的鲁莽小人。作者借金童的眼睛来看历史,在这个孩子的无邪双眼中,历史毫无偏见地呈现出来。

  范春元先生认为:“《丰乳肥臀》的写作笔法还不算完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属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小说的最后部分讲述了高密进入改革时期,这一段让读者觉得有些散漫。作家好像比较贪婪。但这里我喜欢的是作家对历史——艺术的清醒和尖锐看法。他一点也没有宽容于过去。他的文脉对我有印象在于:它让我看见虽然人物形象各有身份和其事件截然不同但生活河流还像原来的它连续不停的流淌。”[10]

  对于痛苦的民族记忆、尖锐的社会矛盾,莫言作品一点也没有回避。小脚妇女忍受的封建剥削、惨烈的抗日战争、后来的国共内战、、经济体制改革,所有的这些痛苦历史,都在《丰乳肥臀》中被一一揭露。值得一提的是,中越战争和外交对立过后,从1989年到2000年,有很多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越南,并受到越南读者的青睐。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废都》、《三寸金莲》,等等。可是,这些作品和《丰乳肥臀》相比,批判性都略逊一筹。所以,《丰乳肥臀》被介绍到越南之后,马上引起轰动。这部小说气势磅礴,对历史的反思近于“残酷”,这一点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中国小说。莫言也凭借这部小说,很快确立了在越南文化界的地位。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越南读者如此喜爱《丰乳肥臀》。

  在文学史上,以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缩影,在描写家庭琐事的过程中反映社会矛盾,这种写作手法很常见。作家们常常借个人反映时代,但这种情况下,个人也仅仅是个人,只不过他的身上有时代变迁的投影。而莫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把个人作为民族的象征,使这个人物承载多个层面的含义。在小说中,鲁氏是一位母亲。但同时,她是民族的象征。她生育的女性,既继承了她的女性身份,也继承了她的象征意义。鲁氏的女婿们,被莫言安排为各派势力的代表,这背后也有政治的隐喻。莫言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世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森罗万象的社会现实;故事文本本身,和故事映射的象征世界交错在一起,色彩斑斓。这样一来,小说就产生了很大的阅读吸引力。

  莫言能把复杂的情节处理得非常巧妙。文学批评家范春元说:“我个人认为,越南作家在处理类似的题材时,经常会把历史描述得支离破碎。比如对司马库和鲁立人军队互相代替回到高密乡的类似情况,越南作家一般地从主观角度用两种相反的颜色来描写这幅现实画,而莫言像生活客观一样稳手地用唯一颜色覆盖鲁氏的一生”[11]。这意味着,莫言不偏向任何政治立场,既不会倾向于胜利者,也不会倾向于失败者。而是力图站在平民的立场,以他们的视角,对时代变迁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莫言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他的伟大之处。正因为如此,莫言的作品既淳朴又恢弘,既能征服精英又能吸引草根。

  在为苏州大学“作家论坛”所做的演讲《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中,莫言详细地探讨了作家的创作心理。他说:“为老百姓的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这就像说我们的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一样,听起来很谦卑、很奴仆,但现实生活中的官员,根本就不是那样一回事。如果当了官真的就成了勤务员,就成了公仆,那谁还去当官呢?还跑官要官干什么?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做“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2]。

  根据莫言的观点,“作为老百姓”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我要用小说揭露什么?鞭挞什么?提倡什么?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会以一种平等的心态看待小说中的人物。这时,作家不但不会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而且也不会认为自己比小说中的人物高明。这说明,莫言对自己的写作使命有清晰的认识,他努力要做的,是站在贫穷者极悦官方正版官网、苦难者、淳朴者和女性的立场上,从他们(她们)的角度出发来写作。

  在阅读了莫言作品之后,越南著名作家保宁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认识一些作家和读者,他们对文学作品有很高的审读水平。但是,他们对莫言的作品却评价不高。他们认为,莫言文笔粗糙,表达露骨,写作太过自然主义,《丰乳肥臀》的名字也太过肉感。我不太会分析、评论,我只知道,在读完莫言的文章之后,感受到很大的快感。说心里话,我很敬佩他。也许我本来从小只知道鲁迅时代后,中华人民电影大概有《椰子林恨火》类似,中国文学大概有《度压陆江》类似等,所以,当我看到电影《红高粱》的时候,当我阅读他第一部被翻成越南语的小说《丰乳肥臀》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不仅是感到很好,而且感到好得出奇。莫言只关心自主的写作,他只关注心灵的自由,其他什么也不管。他不会害怕什么,也不会瞻前顾后,模棱两可,而是想什么就写什么。[13]”可以说,保宁说出了大部分越南读者的心声。他们都被特立独行的莫言所征服。尤其让人折服的,是莫言“我手写我心”的勇气与魄力。

  莫言以“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为基点,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自己客观公正的看法,展示了多重思想意义。因此,越南读者自然而然地被征服。也正是因为作品的批判性,《丰乳肥臀》在中国遭受过“禁止出版”的待遇,而在越南,也是周折五年,辗转多家出版社,方才得以出版。但出于作家的人文立场,问题再尖锐,也必须要揭露。所以,《丰乳肥臀》在风波之后,终能获得赞赏和荣誉,征服大批的读者。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莫言作品出色地体现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3.2独特的艺术笔法莫言的深刻思想,触及了读者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而莫言的思想,又通过他“特立独行”的艺术笔法表现出来。通过独特的艺术笔法,莫言创造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寻常又神奇的艺术世界,让读者目眩神迷。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越南学者特别关注莫言作品的艺术形式,这并非偶然。一方面,这是因为,越南文学研究本身产生了一个“转向”;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莫言作品本身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出席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演讲稿中,莫言自称是“讲故事的人”。这说明,对自己作品的叙事艺术,莫言有深刻的洞见。

  学者胡士协先生在《莫言与越南读者》中概括说:“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平常普遍,随处可见。但是在莫言的笔下,这些故事变得错综复杂,充满了戏剧性和矛盾,让读者欲罢不能。这是莫言作品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14]”的确,莫言把自己所讲的故事“陌生化”,从而使它们生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要听下去。所谓的“陌生”元素,体现于莫言作品的诸多方面。比如:叙事艺术、奇幻笔法、夸张手法、离奇想象,等等。如前所述,虽然莫言的很多小说都被翻译成了越南语,但是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丰乳肥臀》刚一出版,就轰动了中国文坛。一年之后,翻译家陈庭献先生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了越南语。2002年,《丰乳肥臀》的余音未绝,《檀香刑》又掀起一波热潮,令人瞠目。越南很多的作家、诗人、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比《丰乳肥臀》还要好。

  《丰乳肥臀》和《檀香刑》轰动了越南文坛,莫言也借此确立了自己在越南读者心中的地位。但越南读者对这两部小说的评价角度不同,对《丰乳肥臀》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涵;对《檀香刑》的评价侧重于写作技巧。读者为《檀香刑》所吸引,是因为其中的“陌生元素”;是因为它对感觉的描写、对夸张的运用都登峰造极。虽然翻译本中删减了不少残酷的情节,但是很多残酷刑罚的描写还是保留了下来,如:阎王闩、腰间斩、斩头、凌迟,等等。把虐杀工作提升到艺术领域,这让读者和批评家们惊讶不已。女性和母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莫言对它们表达崇敬的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他以为象征,通过崇拜,来表达对女性和母性的崇敬。丰乳、肥臀,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对莫言来说,它们不仅是肉感的形象,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它们是人类绵延不断的生命活力的象征。莫言把“奇幻化”、“陌生化”演绎到极限,并且运用自己的丰富想象力,构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寻常又变异,虚实交错、亦幻亦真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中的所有元素,都在挑逗读者的感官。这个艺术世界外表平淡无奇,内里幽玄难测,它所展现出的魔幻魅力让读者热血沸腾,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

  总之,莫言作品能够吸引越南读者,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在多方面唤起了越南读者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作品所展现出的思想深度、批判力量、“陌生元素”对读者产生了无穷诱惑。根据接受心理学的观点,过分熟悉的东西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好的作品中,一定会有一些“陌生元素”、“奇异之物”,莫言作品的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越南读者喜爱莫言作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越南文学本身有自我革新的需求,莫言的作品,有助于这一需求的满足。另外,通过莫言的作品,越南读者,尤其是越南作家,可以了解到中国开放的文艺政策。

  4.1 莫言作品有助于越南文学的革新越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不完全一致,但却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主流是“革命文学”。与此对应,在越南文学史上,1945年—1975年的主流文学被称为“革命文学”。因为,这段时期在越南历史上是抗法战争、抗美战争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文艺的基本方针是两句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但到了1979年,这两句口号被更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种思维已经体现出负面效应,这使文学退化成一种工具。文艺和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互相作用的平等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可能会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当文艺不再作为“政治附属”的时候,它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美学属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政治服务。以前,在片面强调“服务政治”、“适应政治”时,创作主体的自由度被限制,创作热情随之衰退。一旦文学获得了解放,创作主体就有机会自由创作,作家们也都会努力写作彰显个性的作品。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发展得异常繁荣,涌现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各类作品。在民主开放的气氛中,产生了多位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越南经过国家统一、领导国家,1945年之后,又进入抗法和抗美两场酷烈的战争。从1945年到1975年,越南一直处于战争之中,这个时期文学的任务就是“服从政治”,党性和战斗性被认定为文学的特征。文学被要求做到:反映现实,敌我分明,笔法简单,为大众服务。在这个阶段,对文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但是,到了新时期,面临各种新现实、新问题,文学不能不革新。抗美战争结束之后,越南文学迫在眉睫的改革任务是:写作思路革新、写作笔法革新。虽然社会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但是越南文学还是按照战争时期的惯性发展,仍旧走着革命文学的老路子,结果,读者的阅读兴趣日趋冷淡,作者的创作热情也日渐消磨。对那个时期读者的阅读态度,越南著名革命文学作家原玉曾描述说:我们重新获得了和平,虽然饱受战争创伤,但是生活不像以前那么艰苦了,“公众和文学,本来亲如骨肉,可是重获和平之后,却突然变得生疏起来,真是让人沮丧。那些读者,昨天还对你满怀热情,今天就突然冷若冰霜。他们再也不会读你的书了,你当年奋笔写就的巨著,现在只能放在书架上发霉。你被抛弃了。人们都在读西方的书,和读阮悠”[15]。

  文学从未如此没落,如此凄凉。所以,大家都迫切渴望着一个契机。1986年,越南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对我们国家来说,改革开放是革命事业的迫切要求,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6]”这次大会,给越南全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也给文学领域的革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政治部05号决议更是鼓励革新文艺:“党鼓励文艺家们探索、创造。鼓励并且要求文艺家们,在创作艺术的时候,在发展艺术类型、艺术文体、表达形式的时候,大胆地、大范围地体验。[17]”。在上级民主、开放的思想影响下,越南文学开始走上革新之路,试图克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机械反映现实”的倾向,从而使文学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总之,我们可以将越南文学革新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大众化”、“革命化”的文学,转变为“民主化”的文学;第二,从强调共性、注重宏大叙事的文学,转变为强调个性、注重生活事件的文学;第三,从统一性、一元性的文学,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学。经过这次革新,文学体裁变得多样,文学思潮趋于多元,更是取得了很多灿烂的成就。在革新过程中,越南文学注重对现实历史与人有了深刻的看法并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考虑、思考的文学作品。

  莫言的作品,恰好顺应了越南文学的革新方向,而且给越南文学的革新提供了一个路标。这也是莫言作品在越南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4.2 莫言作品促进了越南文学的发展莫言的小说不仅有助于越南文学的自我革新,而且,凭借其深刻的思想、独特的形式,也推动了越南文学的发展。越南文学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普通读者,另一方面则来自一群特殊的读者。他们既是读者,也是创作者,这就是越南作家。在这里我们只探讨莫言小说对后者的影响。

  从古代起,越南文学就受中国文学很大影响。在古代,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创作者表现出来,他们先学习中国文学的取材、文体、意像、审美观、创作方式,然后再以己所学,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虽然越南文学的发展,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始终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却总是在跟随中国文学的步伐。在当代时期,情况亦是如此。所以,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越南创作界更清楚地审视自身;另一方面,它对越南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推动。由于莫言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所以,莫言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了越南当代文学革新的“助推器”。莫言的作品,活跃了越南文坛的气氛。他的作品既刺激了越南文学的革新,在某种意义上,也填补了越南文学的空白。莫言的作品,从微观角度说,满足了越南读者的审美需求;从宏观角度说,满足了越南文学的革新需求。因此,对越南文学的发展,莫言功莫大焉。他于平民立场审视历史、解读历史,以奇幻化的笔法写作,这些风格特点,也被一些越南作家所借鉴,如阮辉涉、范氏怀、保宁,等等。

  在2000年之后,有越南作家开始关注女性、母性、,比如阮玉思、杜黄妙,她们受《丰乳肥臀》的启发,也创作了一系列小说。莫言作品既影响了越南读者,也影响了越南作家,这两个群体的合力,推动了越南文学强势发展。

  4.3 莫言作品展现出的中国文艺开放性对越南作家的启示越南读者喜爱莫言作品,它让越南读者共情同感,它让越南读者体会新奇,另外,它也给越南读者提供了一个窗口,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艺的开放。退求诸己,也能帮助越南读者反思国内的文学现状。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相同,所以,中国文学的任何成就,都可以拿来作为越南读者映照自身的镜鉴。在阅读过莫言作品之后,很多越南读者,尤其是诗人、作家,会重新审视越南国内文学,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

  《丰乳肥臀》刚一出版,就轰动文坛。在关于这部小说的研讨会上,学者们对作品的价值表示认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很关注:这部作品如此挑战舆论,为何能够出版?甚至还获得了1995年中国小说最高奖?文学批评家范春元先生说:“莫言是谁?根据他简历的越南语版本,我们得知,他生于1955年,现为中国人民总参谋部政治局一级作家。《丰乳肥臀》出版于1995年,获得了当年的小说最高奖。此前,他以《红高粱》而出名。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1994年,这部电影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奖,因此扬名世界。这些细节对越南读者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莫言是中国新生代作家。其次,他大胆地、深刻地描写了中国历史、社会的阴暗面。再次,他的作品被认可和接受。[18]”除了莫言作品的质量问题,越南学者还要思考的是,他的作品是如何被认可和接受的。

  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作家黄进在报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中,更加坦白地说:“我对中国小说的关注,开始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然后是古华的《芙蓉镇》,现在则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在中国大陆,贾平凹的一些散文可以被再版,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能出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艺界的变化。我们的近邻有这样的变化,有这样的成就,我们该怎么看?看看别人,再反省一下自己,如果我们有勇气正视我们文艺界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郁闷地说,他们那边比我们这边开放得多[19]”。黄进先生列举了一些越南的“禁止出版”的书,还有出版了又被禁,甚至得奖了又被禁的作品。比如:《战争哀歌》、《胡贵离》、《2000年的故事》、《他人三个》,等等。

  正如《丰乳肥臀》涉及了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这几部作品也涉及了越南社会的敏感问题。因此,黄进先生的报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表达了自由创作、自由思考、自由议论、自由探索的渴望,希望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要人为设置任何障碍。越南和中国政治体制一样,为什么莫言和他的《丰乳肥臀》在中国能够被认可和接受?为什么越南没有相似的作家和作品?这使得越南作家不得不重新审视民族文学的现状。同处于革新阶段,但是,中国文学的革新和越南文学相比,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所以说,《丰乳肥臀》受到越南读者的欢迎,背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激起了越南作家学者对自由的渴望。他们渴望有一个真正民主、真正开放的文学生活。作家武氏好说:“如果莫言生活在越南的话,他写那样的小说就不可能出版。我在武氏传媒与文化公司工作时,亲眼见过有几部关于文革的作品被出版社拒绝。他们不敢给出版证书。因为即使出版了,也会被禁,被撤回。我感觉,中国已经认可那几部文学作品了,可在越南,还要审查。[20]”

  越南的作家学者期盼有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文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文学可以为民族、为国家发出更强的声音。也许,《丰乳肥臀》和《檀香刑》还有更多的意义,但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从莫言身上,我们看到,中国开放的文艺政策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为他们搭建了坚实的写作平台,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创作出有世界影响的作品。

  上述评价,一方面说明了,越南作家渴望少一些禁忌;另一方面暗示了,莫言作品正传达了越南读者和作家的心声。莫言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能说、想说而不敢说的东西。越南的读者一直有这种诉求,恰好莫言的作品呼应了他们的诉求,虽然仅仅是翻译作品而已。莫言的作品,回应了越南知识分子要求自由创作的渴望。这也是莫言作品在越南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

  〔阮氏明商(NGUYEN THI MINH THUONG),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越南河内国家师范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教师〕

  [1][越]阮克批:《莫言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两部小说中的艺术世界》,《香江》杂志,2002年12期,77-81页。

  [2]引转[越]阮克批:《莫言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两部小说中的艺术世界》,《香江》杂志,2002年12期,77-81页。

  [3][越]采访武氏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什么?》,武黄记录,《亚洲自由台》RFA, 2012年10月12日。

  [4][越]采访范春元:《莫言作家》,默林记录,《亚洲自由台》RFA, 2012年10月14日。

  [5][中]宁明(编译):《莫言海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7][越]范春元:《活的、生的、死的——阅读莫言的丰乳肥臀》,由越南河内作协举办的《丰乳肥臀》研讨会的报告,2001年11月。

  [8][越]陈黎花箏:《莫言与村上春树》,胡志明市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官方网站,2012年10月12日。

  [9][中]刘江凯:《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越]范春元:《活的、生的、死的——阅读莫言的丰乳肥臀》,由越南河内作协举办的《丰乳肥臀》研讨会的报告,2001年11月。

  [11][越]范春元:《活的、生的、死的——阅读莫言的丰乳肥臀》,由越南河内作协举办的《丰乳肥臀》研讨会的报告,2001年11月。

  [13][越]保宁:《读战友重逢》,《越南文艺报》,2009年,第6期

  [15][越]原玉:《关于当今文学的若干探讨》,《周日劳动报》,1990年03月18日。

  [17][越]越共中央政治部委员会:《关于文化文艺的05决议》,1987年,内部流行资料。

  [18][越]范春元:《活的、生的、死的——阅读莫言的丰乳肥臀》,由越南河内作协举办的《丰乳肥臀》研讨会的报告,2001年11月。

  [19][越]阮黄进:《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由越南河内作协举办的《丰乳肥臀》研讨会的报告,2001年11月。

  [20][越]采访武氏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什么?》,武黄记录,《亚洲自由台》RFA, 201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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